|
中国福利体系20余年的改革经历了曲折的道路。当时改革的初衷为，国家福利的体系损害了市场的效率，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，中国应该避免重蹈西方福利国家的覆辙。但是，直到今天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体制解体了，市场机制下中国的福利体制没有成功。笔者认为，人民福利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要靠国家福利的机制，中国应该在总体思路上，重新构建国家福利。本文试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、发展、性质和功能，并以这种回顾探索其现实意义——国家福利的重构。
一、问题的提出
自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以来，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20多年的迅速发展。此时，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。但是，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呈现不和谐状态。
自从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，在过去的27年里，中国已经取得了GDP平均每年增长9.4%的成就，这个数字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的百分比数字之一。中国的全部对外贸易达到了8510亿美元，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。中国有3亿多个手机使用者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数目都多。到2004年，有1亿人已经连接互连网，这些对人民福祉的改进起了巨大的作用，让中国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。但是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，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下降。在被调查的117个国家和地区中，中国排名第49位，较去年下降了3个位次。奥古斯都·洛佩斯·克劳斯说：其最终排名主要参照两个指数，即成长竞争指数和商业竞争指数。前者重在分析全球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；后者意在衡量政策稳定，法律、社会机构和宏观政策对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带来的影响。两个指数又是根据宏观经济环境、技术发展与创新水平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的。中国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在下滑外，其他两项指数也在低位上徘徊。技术发展与创新水平依旧很低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共领域的问题突出，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，及公共制度的质量较低是直接导致商业竞争力下滑的原因。
实际上，许多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，影响或者制约中国发展的有三个因素：一个是资源匮乏，再一个是环境恶化，第三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。这种发展的不协调尤其表现在：高 GDP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，在保持发展沿海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加快内地发展速度之间，在加快城市化和培育农村区域之间，在缩小富裕和贫困差距，在保持经济活力和有效之间，在加深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，在开放国内市场和自主独立之间，在促进市场竞争和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之间缺少协调发展。
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核心，而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福利的均衡发展，经济增长正在和社会福利脱节。现在的社会问题包括城乡两极分化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，农民失去了集体福利保障的经济基础。包括赤脚医生在内的合作医疗体系在改革后解体。农民进城后，没有工伤、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，他们的子女得不到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正常的教育。即使在城市的人口中，许多人也失去了医疗保障、养老保障，特别是下岗工人，得不起病，看不起病。城市住房的高价，使许多人望而生畏。收入分配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，基尼系数在1981年为0.288，到了1995年上升到了0.388。农民为国家的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当经济发展后，本应全面提高国民福利，对农民进行补偿，而实际上，过去的差距没有减小，反而在加大。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会加剧社会矛盾，造成经济环境的恶化，如社会保障建设、失业和老龄化、教育体制质量和住房政策等方面。这些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。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和平崛起。
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表明，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与经济发展相比较，比例很低。在改革开放前，占GDP的比例在3—4%之间，改革开放后以“六五”时期为最高，达5.1%，以后即降至4%左右。2001年社会发展总支出的比例又提高到5.2%，2003年总支出为7282亿元，比例提高到6.2%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，但用于经济及其它总支出占94%，仍占据了绝对优势。直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、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、社会福利、科研等支出只占GDP的6%左右，比例提高很慢，说明社会发展的增长幅度慢于GDP的增长幅度。拿中国的6.2%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支出在GDP中的比例，北欧国家平均达到了31%，英国为 21.4%，西欧平均26.3%，甚至连美国也到达到了14.6%。这些数字都对中国发展国家福利事业提出了要求。在教育经费上，在许多地方，包括比较发达的地区，教育经费还不到GDP的 2%。1991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.7%，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 2，6%。而英国为GDP的5.09%。
|
收藏
推荐
评论(0条)
